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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利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信息权究竟是不是人格权。

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制度的基本判断是建立在对建国后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实际状况作出科学总结基础上的，特别是针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提出的，对于拨乱反正、确定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政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党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在统一的宪法制度下，还可以通过宪法或者是基本法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实行区别于主体部分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法学界习惯用法律制度体系来涵盖法律体系，并将法制区分为静态的法律规范和动态的法律实施。当前，深入学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关键是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正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制度之治与法治之间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法解释学框架，从而保证制度实践与法治实践之间的价值统一。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党的十四大提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比如，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一些国家向中国捐献医疗物资，帮助我们度过了抗疫初期医疗物资短缺的阶段。到了20世纪初开始出现第二代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要求政府主动为个人提供福利。

当时，欧美民众对群体免疫大都将信将疑，没有表示激烈反对，特别是部分民众因为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根深蒂固，不愿意受隔离防疫的束缚。因此，国家权力也担负着对公民的各种自由予以规范和调整的任务。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规定了即便是在公共紧急状态时期也不得克减的人权原则，这为各国在公共危机应对中把握好保护人权的法律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和尺度。所以，在从科学上完全弄清楚新冠病毒的传播特点之前，让戴口罩成为多数民众尤其是西方民众的自觉行为，的确有点难。

而当前，关键是要加强、加快疫苗或是各类预防药物的研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观有两点：一是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这是讲全民守法。

二战后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人权公约都把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反种族歧视、反种族隔离、反恐怖主义、反酷刑等人权方面的文件，都以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为宗旨。除了美国目前没有全民医疗是个例外，多数西方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都相对较为完善。在新冠病毒面前空谈人权理想没有意义，事实上，正是由于一些国家无视或者故意忽视自然界本身的力量、习惯性拿人权说事，来左右公共决策的走向，白白浪费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用一个多月时间为疫情有效防控所争取来的窗口期。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支援国际社会的举动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赞同和肯定的，认为中国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帮助其他国家战胜困难。

三是在西方文化中戴口罩通常被贴上有病的标签，故以不戴口罩向民众表明自己没病，身体健康，等等。所以说，民主与法治必须相结合，民主不是法治正当性的唯一内容。可见，最初的人权是消极（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性质的，只需要政府抑制自身的权力、尊重个人自由就可以实现。《环球》杂志：面对疫情，一些国际政要一度公开抗拒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

权利的尺度 《环球》杂志：疫情中，人权自由权等成为舆论热点话题之一。二是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这是讲善法。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社会权利 。

疫情在欧美出现之初，有英国防疫专家在媒体上公开主张，通过群体免疫的方式把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在西方人权历史上，第一代人权主要表现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这些权利的享有，必须满足一定的法定条件，特别是要在政府有保障这些权利的基础能力的情形下，才能提到制度层面加以确认。双标污名现象逻辑 《环球》杂志：新冠病毒蔓延的同时，一些政治病毒也在蔓延，比如一些西方政客对别国的污名化现象、歧视现象等。《环球》杂志：具体到健康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在法治层面，西方国家未来有无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莫纪宏：具体到健康权，西方国家特别是法治国家，是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的。

在现代人权观下，国家权力面对人们向自然界追求自由的诉求时，其能力是有限的，不仅不能随意加以限制，而且还要不断强化国家权力，组织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给予个人面对大自然时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西方法治政客行为政治体制人权争论等由此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对于新冠病毒传染特点的了解程度，或是导致西方民众对是否戴口罩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是否采取群体免疫尽管与政府及相关机构决策的确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效果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

如此言行不怕误导大众继而加重疫情吗？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基于何种考虑？ 莫纪宏：关于是否要戴口罩的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和行为习惯问题。总体而言，西方人权观的发展遵循了从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到积极权利（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的过程，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权理念的发展和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

为应对疫情，世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该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日前发文指出，口罩成为美国当下政治和文化分歧的新象征——对进步人士来说，口罩成为一种表明严肃应对疫情、愿意为拯救生命而做出个人牺牲的标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本来有充足时间提前备战的美欧多国，却因种种原因导致疫情严重恶化。后来随着中国医疗物资生产逐步恢复和产能扩大，不仅充分有效地保障了自身疫情防控需求，还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国际社会。

从科学角度看，以往面对传染病只要民众注意卫生和远离传染源，通常不会被传染，或者只要自己重视就很难被传染，所以西方民众大多对自己保持的传染病应对方法或习惯有很强的自信。与此同时，公民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动辄以捍卫人权等为借口，或明显刻意抗拒合法且必要的管控举措

当然，如果不同机关之间对于宪法条文的解释出现分歧，有权机关必须勇于担当，发挥宪法解释一锤定音的作用。现行宪法的大多数条款都源自1982年宪法，是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观念为基础起草设计的。

[7]杜强强：《法学方法与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37页。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

在上述通过询问答复等内部沟通协调机制中对宪法含义进行的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内部的、非正式的宪法解释。当然，这种转化的工作也不能赶鸭子上架勉强为之。抽象宪法解释是重大政治问题，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作出。这种回答也只是针对当下的个案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这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其主体可以是任何宪法之下负有实施宪法职责的国家机构，甚至可以是宪法学研究者，也可以是一般公民。[8]栗战书：《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8年第23期，第9页。

[13]比较宪法研究表明，宪法解释机关虽然有最终决定宪法含义的权力，但也不会因此而限制其他国家机关以更适当的方式来充分地实施宪法，而是将有些宪法规范的进一步实施留给其他国家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一步充分实施，更加符合宪法要求。同理，成文宪法也需要通过解释才能面向实践发挥其规范功能。

但宪法解释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宪法规定，开启宪法解释需要进一步推动附带性的解释宪法逐渐过渡到围绕宪法的解释，让宪法来唱主角，其他法律规范做配角。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目前还很难用法律语言对它作出具体规定。